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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1月7日,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向年青学子们做了《科学工作及其与信仰和职业伦理的关系做了深刻而又有现实感的界定和剖析,影响了几代人,也成了韦伯常销不衰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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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评论

  • 陆钓雪de飘飘
    雅斯贝尔斯讲述的一件逸事很能说明韦伯的这一悲剧性的立场。在《科学作为天职》发表后不久,他和韦伯有机会讨论其中表达的科学的“意义”,经过一番讨论,他对在场的一位朋友说,“韦伯自己并不知道学术有什么意义,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献身学术”。韦伯的回答是,“我要看看我能承受多少”。我们必须走上一条与韦伯相反的道路,重新回头面对专家的精神一再压抑或克制的自然的情感与传统的纽带,找到那些被科学的人生修道院关在门外的道理,找到将科学家个体与他身处的文明联系在一起的伦理关系,找到一条进入传统的道路,不是为了回到传统,而是通过传统,回到人性本身。只有通过这条专业化科学以为斩断才能维持其职业义务的脐带,“人的科学”才能回应文明问题,“教育自己的民族成为文化民族”,并在此基础上从头建设民族历史生活中真正可能的自由文化。12-01
  • snow
    这篇对科学在当代的命运透着悲观论调的演讲,何以有着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感,首先源自它是韦伯自己一生学术事业的高度总结,它让我们看到在一个官僚化和理性化的“祛魅”的时代,科学本身面临的内外困境,作为外在的职业,在官僚化管理下“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作为内在的天职,在被除魅的理性化专业化时代,科学失去了往昔一切确定的价值,变成了彻底的手段性知识。科学不生产世界观,它必须在价值面前止步,但科学作为理性化的技术,却能让人们拥有一份“清明”,让人在做价值选择时,是经过了理性对经验的整理和对价值的考察的,也就是说科学最后迫使我们说出自己到底要什么,我们要为自己这个要什么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就暗示了一种职业自律下的“责任伦理”。科学的晦暗前途,并不意味着虚无,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承担!11-30
  • homobulla
    “天职”、“信仰”一类的词,难免本身就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对于学术事业,韦伯自己无疑是具有奉献乃至牺牲精神的人,这与他对理智、诚实的强调并不矛盾。在他看来,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最根本的自我约束。总的来说,对任何时代而言,现实都不是那么美好。所以,先认识清楚自己,了解清楚行业,然后做好苦修的准备。11-08
  • Lincredible#0
    从韦伯出发,走向科学,重估价值,回到生活。田耕老师的文章基本上解决了韦伯对“清明”的推崇背后的理论路线,李猛老师的文章又从科学、理性化与现代社会的角度为理解科学从业者与现代生活之间的根本伦理张力提供了指针。科学不是自足的,甚至可能成为自我毁灭的力量(参见卢卡奇),韦伯本身对哲学的价值化理解(文化科学与价值哲学的对子)又让人觉得他的位置更偏向于舍勒讲的“拒斥哲学”,因此这场本质上在信仰(价值)与生活(“指向价值的行动”)之间的战役还远远没有结束。在科学价值张扬的尽头(我们还远未抵达),是不是就是自然的逸散和人性的灭亡?我们是不是又真的是无力的?一切都还尚未尘埃落定,我们能做的只有继续工作,以及在尚未确定方向之前,确立自己的beruf。11-14
  • 汝默
    现代学者需要面对体制化和专业化对人的桎梏。体制化是国家通过课题、项目、职称建立一个评价体系,干预、指导学术的发展,专业化是学术的规范和专业的边界形成对学者的“规训”。韦伯以及各位老师提供对抗的方式也许带有一些非理性的色彩,在课题项目发论文为王的时代,坚守一些不认同和不随大流,在人人都只敢在自己专业领域发声的时代,热情的推动跨学科的、打破学术壁垒的对话,踏踏实实的一点点做,相信心理上的成就和快乐会大于取得体制上成功的快乐。p.s田作为年轻学者面临很多实在的问题,很多话都不敢说,跟其他文章一比差距就出来了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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