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张君劢先生之生平与思想发展（代导言）
……张君劢先生的思想，也就是改造和再建中国的思想；他是这一百四五十年间思考中国出路问题贡献最大之一人。
——胡秋原
张君劢（Carsun Chang，1887—1969），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具有多重面向的重要人物：他毕生追求民主，更因在《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和创制中的关键作用而被尊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他在五四后期肇端科玄论战，首倡“新宋学之复活”，晚年致力于儒家思想复兴的撰著和宣扬，被公认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还是20世纪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理论代表人物，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家社会党”（“国社党”）、 40年代“中国民主社会党”（“民社党”）的党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首要发起人，国共之间所谓“中间力量”（“第三种力量”、“第三势力”）的领袖人物。
然而，正如胡秋原先生所指，张君劢毕生最为核心的思想，“也就是改造和再建中国的思想”。 从五四时期开始，贯穿其一生，张君劢不断地、有意识地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提出自己的民族国家建设构想；而从更直观的字面来考察，“立国”、“建国”、“民族建国”（nationbuilding）这些语词，早至1906年的《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一直到临终前的《老当益壮之自白》、《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在张君劢之思想文献中不断地重现与回旋，我们确有相当充分的理由将“民族建国”视为其有意识的思想建构与追求。在这篇代导言中，我就将以“民族建国”作为主要视角，在整体上勾勒张君劢先生之生平与思想发展，为读者阅读本卷提供一个大略的背景。因“代导言”篇幅有限，关于“民族建国”之概念界定与历史背景，详参拙著《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评传》（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第一章，本“代导言”亦是在第一章第三节基础之上去除注释修订而成。
一、早年（1887—1919）
张君劢，名嘉森，字君劢，又字士林，号立斋，行世之英文名为Carsun Chang，祖籍江苏宝山，1887年1月18日（清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于江苏嘉定一世家望族。其祖父张铭甫曾在四川历任知县十余年，颇有政绩，且博学多才，“尤邃于宋儒义理之学”。其父张祖泽则奉祖命以医道传业，亦为一方名医；张父后来“经商挫败，景况萧然”，全靠张母刘氏筹划有方，能于俭约之中“不失诗礼家风”，张君劢诸兄弟亦得母教尤多。
六岁那年，张君劢入家塾读书，“善读亦善嬉戏”。1897年，十二岁的张君劢奉母命入上海广方言馆求学。在广方言馆，张君劢接受的是半西半中的教育，四天英文，三天国文。四天英文除了学习文法之外，还包括了数学、化学、物理和外国历史，上午授课，下午则自修或体操。国文系由当时广方言馆的名师袁希涛（观澜）指导，主要是研读“三通”（《通典》、《通志》、《通考》），学典章制度舆地，做策论，这开启了张君劢对于政治制度的兴趣。此外，张君劢自己还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朱熹的《近思录》。据张君劢后来回忆，他对《近思录》的研读特别用心，每天天不亮便起床高声朗读，而且为示虔诚，阅读前要先净手，并焚香一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君劢早年对于新儒学的兴趣。
1902年，仍在广方言馆学习的张君劢参加了宝山县的考试，成为秀才。第二年春，马良（马相伯）在上海创立之震旦学院招生，张君劢偶然看到《新民丛报》上所刊登的震旦学院招生新闻以及梁启超所写的《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他深受梁启超“中国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的刺激，设法缴付了高昂的学费，进入震旦学院学习。震旦学院的课程全由马良亲自以拉丁文讲授，张君劢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勉强跟上，至第二个学期，终因负担不起昂贵的学费而辍学。之后，张君劢转入收费较低的南京高等学校，不及一年，因为报名参加“拒俄义勇队”而被校方勒令退学；他本欲出国留学，终因家人反对而作罢；旋赴湖南，先后任教于长沙、澧州及常德等地之中学，教授英文，前后两年。
1906年，张君劢的留学意愿终获家人之允准，并很快得到了宝山县的公费资助，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宝山县的公费原是资助张君劢学理化，但是他却执意要入自己更感兴趣的政治经济科，所以半年后便被停止了资助。不过，张君劢很快便找到了维持生计的办法——为梁启超所主编的《新民丛报》撰稿。由此，他也结识了自己仰慕已久的梁启超，并从此成为梁得力的助手和追随者。1907年10月，梁启超筹组“政闻社”并发起宪政运动，张君劢为其中之骨干，并曾一度代表梁回国从事立宪活动。
留日数年亦是张君劢同西方学术正式接触的开始。其时的早稻田大学，正是日本传播现代自由思想的桥头堡。从曾为张君劢授课的老师和张君劢曾经使用、研读的教材、书籍看，他所接触的现代西方政经思想颇为广泛。不过，张君劢留日时期的思想和行动的脉络显示，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英美（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思想。从思想的脉络看，首先，张君劢生平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便是摘译英国古典自由主义集大成者弥尔（John Mill）的代表作《代议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而成，由译文可见，张君劢对于弥尔思想的理解和把握都颇得要领；其次，据张君劢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的回忆，对于早稻田大学四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选修浮田和民（Ukita Kazutami）所讲授的政治哲学，教材则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之父洛克（John Locke）的名著《政府论》(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最后，张君劢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及其释义的时候，也明确地将自己宪政思想的根源追溯到其留日时期所接受的宪政民主思想。而从政治行动的脉络看，张君劢留日时期所从事的立宪改良活动与英美自由主义的要旨无疑是相契的。除了英美自由主义之外，由于当时日本学界颇为推崇德国学术，张君劢在留日时期也已经开始倾慕德国的学问：他曾在早稻田大学修习德文三年，研读德国的经济学和宪法，而且萌生了日后到德国留学的想法。
1910年，张君劢从早稻田大学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旋即回国参加清廷学部专为留学生举办的科考，名列优等。1911年参加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所谓“洋翰林”。不过仅仅数月之后，清廷就覆亡了。张君劢回到家乡宝山，出任县议会议长，并发起国民协会和共和建设讨论会，后与其他社团合并成为民主党，以汤化龙为干事长，张君劢名列三十常务员之一。不久，发生了外蒙古“独立”事件，张君劢和黄远庸、蓝公武等人创办《少年中国》，张君劢发表《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因言辞激烈而触怒了袁世凯，人身受到监视和威胁。在梁启超的建议下，1913年岁首，张君劢去国，取道俄国赴德留学。
张君劢到德国之后，进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由于他具有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学士的资格，所以只需听讲一年，便可提交论文参加博士考试。不过张君劢在德国的学习看来却无甚心得：他的德文程度仍然相当有限；另外据他自己后来回忆，当时他仍未逃脱清末民初为改良政治和救国而求学问之风气的影响，并没有深入地去了解每一种学派背后的“哲学”背景。另外一个现实的影响是，次年秋天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快就把心系时政的张君劢的注意力全部牵引了进去：他在寝室中挂起战略地图，精研战情；他到欧洲各地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到过比利时战场的前沿；1915年秋，他还远赴英伦实地旁听自己倾慕已久的英国议会的运作——也正是在那里，他听说了袁世凯酝酿复辟的消息，决意回国参与倒袁。
1916年春，张君劢经西伯利亚返国，先抵杭州，任浙江交涉署署长，参与浙江脱离袁世凯的运动，不久辞职，转赴上海担任研究系重要文化产业——《时事新报》的总编辑。是年冬，张君劢判断德国必败，力主对德宣战出兵，乃将编务交与好友张东荪，自己则北上，先说服梁启超，再与梁启超一起四处游说段祺瑞等北洋军政要人。接下来的近一年时间里，张君劢与中枢政治牵涉颇深：他先是出任段祺瑞任会长的国际政务评议会的书记长，并陪同梁启超穿梭于北洋政要和各国公使之间进行游说；段祺瑞驱除张勋、“再造共和”之后，研究系因襄助有功，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张君劢则任（冯国璋）总统府秘书。梁启超、张君劢原本希望通过使研究系主导新国会来实现其政治主张和抱负，然而不久就成为了北洋派系内斗的牺牲品：梁启超随段祺瑞下野而去职，1917年年底张君劢也转任北京大学教授。心灰意冷之下，张君劢大感救国应先治己，立意未来一年学书写《圣教序》，读汉书，习法文，编大学国际法讲义。不过，“治己”看来仍是为了救国，张君劢并未忘怀政治：1918年10月，张君劢从日本考察回国不久，便致函总统徐世昌，提出应对巴黎和会的具体建议。不久，张君劢又在梁启超的力邀之下奔赴上海，一同踏上了赴欧考察巴黎和会的行程。这次历时三年的欧游对于张君劢的思想和生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民族建国思想的初步成型（1919—1929）
欧游的第一年（1919年），梁启超、张君劢一行人主要在巴黎拜会各国政要，并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出谋划策，冀望中国能以战胜国的姿态收回权利，提升国际地位。不过，《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尤其是中国在山东（青岛）问题上的外交大挫败，却让张君劢非常不平和沮丧，再加上他对民元以后腐败恶浊的议会政治的失望和反省，张君劢深感此前将精力专注于国际法和外交政治对于国家人类可谓徒劳无益，他决意转而“探求一民族所以立国之最基本的力量”，求一种“最基本的方法”，来对“民族之智力、道德与其风俗”加以研究。正是在这个时候，张君劢遇到了倭伊铿（Rudolf Eucken，1846—1926）——这位当时以“精神生活哲学”著称，并与主张“生命哲学”的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一同被视为其时欧陆非理性主义思潮泰山北斗的著名哲学家。1920年1月1日，梁启超、张君劢一行人赴倭伊铿家中拜访。在历时一个半小时的交谈中，张君劢被倭氏的人格魅力和哲学涵养所深深打动，决意师从倭氏。待梁启超等人回国后，张君劢便正式移居耶拿，从倭氏攻读哲学和哲学史；此外他还每年两赴巴黎，听柏格森授课。正是在这一时期，张君劢开始了对康德以来的德国现代唯心主义哲学与文化的整体研习。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陆所造成的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创伤，尤其是其时欧洲思想界所弥漫的对于自身文化的危机意识和倭伊铿对于儒家思想的格外褒扬，使得张君劢亦开始正视自己从少年时代开始即已深受濡染的儒家思想的价值。可以说，师从倭伊铿学哲学是张君劢生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其思想开始成型并逐渐趋于成熟的肇端。此前，张君劢的思想与行动几乎完全围绕着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外交问题而展开，对于文化和哲学问题则甚少措意；而现在，他开始真正进入思想的堂奥，对于现实的政治经济潮流与制度也每每能从思想与哲学的深层背景来加以观察和思考——张君劢曾非常感性地将这种巨大的转变称为“去了一政治国，又来了一学问国”。
不过，对于张君劢而言，“学问国”真是“来”了，而“政治国”其实也从未曾“去”。欧游三年，张君劢身处的欧洲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动之中：由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肇端的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浪潮亦正席卷欧洲，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成为一种广泛传布的“新潮”。当其时，欧洲政潮中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俄、德两国的革命及其后续的政制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同的，本质的分歧在于究竟是走激进的暴力革命之路，还是走渐进的议会民主之路。在师从倭伊铿学哲学之前与之后，张君劢都曾在欧洲各地考察，并广泛拜访了其时欧洲各国的政要——特别是魏玛德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诸领袖，其中包括他非常倾慕的魏玛宪法之父柏吕斯（Hugo Preuβ，1860—1925），一位坚定的宪政民主主义者；张君劢还撰写了大量译介或评论德、俄两国革命的文章，很明显受到了其时魏玛宪政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受其自早稻田大学以来便一直接受的英美自由主义宪政思想的影响，张君劢持一种非常清晰的“左德右俄”立场：在1920年中与张东荪讨论社会主义的通信中，他高度强调法律的形式和程序的重要性，明确表达了主张以“法律手段”、“议会策略”实现社会主义的立场，并对共产革命的破坏性和阶级狭隘性提出批评。
这样，在1921年年末1922年年初离欧返国前后，张君劢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幅改造和建设中国的蓝图：政治上，在坚持代议制的基础上改良代议制，结合直接民主和“工业民主”（“工务会议”）的元素；社会经济上，实施“社会所有”和社会主义；文化上，在力主引入欧美科学民主以改造中国旧文化的同时，张君劢非常强调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固有性和自主性、自决性，不赞成全面、简单地移植西方文化。这套构想，很大程度上也在1922年中张君劢为上海“八团体国是会议”而撰写的“国宪草案”及释义性的《国宪议》一书中反映出来，张君劢也因此成为了中国知名的宪法专家。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对即将赴美留学的部分学子发表“人生观”演讲，认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引发了一场持续年余的“科玄论战”。张君劢在论战中的言论，反对其时中国思想界甚嚣尘上的科学主义的用心固然可嘉，但是矫枉过正，提出了许多从其一生的思想脉络来看均属极为“反常”和偏激的言论：他几乎完全否认了人生观中具有科学所能为力的认知的成分，带有强烈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他对科学知识、民族国家、工商主义等西方现代性的基本内涵持一种近乎全盘否定的态度，更在这种脉络下提出了“新宋学之复活”的主张——这样一种立场在五四末期已经日趋激进化的中国思想界所会遭到的对待是可想而见的：科学派和由科学派分化而出、日益壮大的唯物史观派联起手来，痛打“玄学鬼”。科玄论战以“玄学派”在声势上的惨败而告终。论战对于张君劢思想发展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张君劢仍然继续着自己在科玄论战中的问题意识，为了对抗科学主义和唯物史观的狂潮，他和张东荪等友人立定唯心史观的基本立场，以弘扬唯心论为己任，欲为中国思想界“成一种新分野”。另一方面，张君劢显然也对自己在论战中的偏激言论和思想背景做了迅速的反思和调校：在哲学上，他疏远了倭伊铿、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开始以康德理性主义的心物二元论为宗；在现实的政治和文化构想上，他也很快回到了肯定西方现代性基本内涵的轨道之上，这种倾向最集中反映在1924年的《国内战争六讲》中。
科玄论战之后的数年里（1923—1927），张君劢积极致力于研究系文化事业的推展。1923年9月，在时任江苏省省长韩紫石的支持下，尚在科玄论战战云之中的张君劢由京赴沪，在吴淞创建并执掌“自治学院”（1925年奉北京政府教育部命改名“国立政治大学”），他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力。随着政见一向对立的国民党着手与共产党联合，如火如荼地推进北伐和国民革命，张君劢亦开始明确倾向于研究系“组党”，表明政见，凝聚力量。
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上海，由于张君劢拒绝执行国民党要求念“总理遗嘱”的命令，国立政治大学被国民党党部接管。张君劢自是避身沪上，深居简出，专心翻译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Harold Laski，1893—1950）的巨著《政治典范》(A Grammar of Politics)。通过这部巨著的翻译，拉斯基在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相剂于平”、求一平衡之道的思想，构成了张君劢20世纪30年代以降政治经济构想的一个基本政治哲学背景；而拉斯基对制约人获享各项基本自由和实现自我之充分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的高度关注，也对张君劢此后的人权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影响。避居沪上期间，张君劢偶然结识了青年党领袖李璜（幼椿），两人均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推行的“以党治国”、“党外无党”和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和党化教育制度极为不满，遂于1928年年初秘密创刊《新路》半月刊。在张君劢所撰的《发刊辞》中，他标举十二项政治主张，再次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提出了自己建设中国的构想。张君劢和李璜还在《新路》发表了多篇匿名文章，言辞激烈地批评国民党以“训政”为名行一党专制、迫害自由之实，是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国民党南京建政之后反抗专制、争取自由的“第一声”。 正因如此，《新路》刚发行了2期，就因“言论反动、主张乖谬、危害党国、破坏革命”而遭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查禁；后来又坚持出版到第10期，终因杂志无法寄出、印刷厂也不敢承印而停刊。1929年端午节前，张君劢更遭暴徒绑架，囚于沪警备司令部旁空屋二十日，乃得释放。张君劢深感人身安全没有保障，遂于当年秋天，携妻带子，远赴德国耶拿讲学。
三、民族建国思想的高峰与成熟（1929—1949）
约略在张君劢流亡海外的同时，1929年秋，西方世界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大萧条”），这对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经济上，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备受质疑，苏联“五年计划”的经济成长举世瞩目，各国都相继实施不同程度的国家计划或统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成为一股强大的世界性潮流。政治上，为了应对空前严峻的危机，欧美各国或在议会民主的体制之外采取非常措施，强化国家（政府）应急之权力与效能；或径直废除代议制，走上了国家全面控制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并积极筹划对外扩张与侵略的“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
如同亲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的巨变一样，在德国的近两年里（1929—1931），张君劢再一次有机会亲身经历了欧洲社会的大动荡，他也非常关注欧美各国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同应对措施。1931年8月，张君劢应燕京大学黑格尔哲学讲授之聘请，从耶拿起程返国，途中他特地在莫斯科停留了月余，实地考察苏联的“五年计划”。苏联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欧洲经济民生的凋敝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张君劢自此改变了此前全盘否定苏联（俄）的立场，在依旧严词批评布尔什维克专政和思想专制的同时，对其国家计划经济模式开始青睐有加。
1931年9月17日，张君劢返抵北平，不料第二日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数月之间，日本关东军攻陷东三省，并进逼热河及华北诸省，中国自此陷入山河破碎、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之中。正在这种国际国内背景之下，1932年4月16日，在张君劢、张东荪、汤住心、胡石青等人发起下，“国社党”秘密创立于北平，议定先组织“再生社”，以主张悬诸国门，再汇聚意见形成党纲。5月，《再生》（The Renaissance）创刊，以三万余言创刊辞《我们所要说的话》开篇，并详列“九十八条纲领”，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诸方面提出复兴民族国家的建设蓝图。1934年7月，国社党在天津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君劢当选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正式成为国社党的党魁。在开展组党工作的同时，张君劢更奔走各地，一边争取地方派系势力对于国社党的支持，推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一边从事民族复兴和民族建国思想的演讲、宣传和著述。1932—1937年数年间，张君劢发表的较为重要的著译文字就有：《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1932）、《菲希德对德意志国民演讲（倭伊铿节本）》（译文，1933）、《学术界之方向与学者之责任》（1933）、《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1934）、《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1935）、《明日之中国文化》（1936）、《全民族战争论》（译文，1937），皇皇逾百万言。这些演讲和著述俨然就是张君劢乃至整个国社党对如何将危机中的中国改建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蓝图设计和孜孜建言：在总体上，张君劢希望能在国家政事的敏捷切实、社会平等基础的确立和个人人格自由的保持三者间达致一个平衡。政治上，张君劢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国家民主政治”）的构想，强调自由与权力的平衡，效仿英美自由主义国家的“危机政府”，强化政府的权力和效能；张君劢同时也严厉批评其时国内外形形色色的独裁政治主张——他之所以提出“国家民主政治”、“举国一致的政府”，其锋芒很大程度上即是指向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垄断政权。经济上，张君劢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下之计划经济”，以实现“民族自活”和“社会公道”为目标，强调国家计划的枢纽作用，较常态下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有所偏离。显然是出于民族危机的激发，与20世纪20年代相比，张君劢在30年代关于民族文化和民族性的论述格外丰富：在族性认同上，张君劢强调的是一种“隐约限定”的历史主人翁意识——意在鼓舞民族情感和自信心的同时，又能与褊狭的种族论或血统论保持距离。在民族文化认同（“中国新文化”的建构）上，张君劢一方面强调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本位性，将儒家义理心性之学视为民族文化的至宝，反对科学派对于传统的全面毁弃；另一方面，张君劢又高度强调民族文化的时代性和现代性，强调中国旧文化在总体上已近于衰亡，而唯有以“创新存本”、“死后复活”的方略来化解传统现代、古今中西的纠结。他更主要基于德国唯心论的学理背景，提出“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的文化建设总纲，在抗拒浅薄的启蒙唯物论和科学主义的同时，张君劢俨然就是以广义的现代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作为中国新文化前进的方向。
1937年夏，南京国民政府鉴于全国协力抗战之势已不可免，分批邀请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团体会议于庐山，共商国是，史称“庐山谈话会”。张君劢亦在首批受邀之列，他在会上一方面表示愿意本“举国一致”的大义支持政府抗战，另一方面也表示希望为制宪问题贡献意见，捐弃前嫌、求同存异的取向颇为明显。抗战全面爆发之后，1938年4月，张君劢代表国社党与国民党正副总裁蒋介石、汪精卫交换信函，国社党遂由秘密正式走向公开。不久，张君劢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前身为“国防参议会”）首批驻会委员。在1938年5—7月汉口驻会期间，张君劢深感国势凌夷，不甘于书生无用的处境，遂对自己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建国思想做系统的清理和总结，每日口授，由弟子冯今白记录整理，成《立国之道》一书。
1938年年末，张君劢随政府和国民参政会迁至重庆，同时他也在政府的间接支持下于云南大理创办中国民族文化书院，实践自己的文化教育理念，两头奔波。作为参政员，张君劢多次提案或联合提案，呼吁以民主、法治、宪政来奠定建国的根基，赢取抗战的胜利，反对国民党借口抗战而垄断政权，延缓宪政的施行。张君劢还参与发起“宪政运动”，并率先提议发起、组织了“民盟”，成为抗战时期中间路线知识分子（“中间力量”、“第三种力量”、“第三势力”）的代表和领袖。张君劢的这些活动，特别是“民盟”的成立，让蒋介石非常不悦。1942年年初，蒋遂借口张君劢和国社党卷入昆明学潮，遣散大理中国民族文化书院，张君劢困居于重庆汤山住所一年半余。
抗战后期，鉴于法西斯主义战争暴行的残酷与人类自由的危机，以罗斯福“四大自由”的提出和华盛顿“联合国家宣言”为标志，国际上掀起了一股“新人权运动”的浪潮。一直追求宪政民主但又一直遭受人身迫害的张君劢，对此大概也是深有感触，从1943年年底开始，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人权思想的内涵与人权运动的历史，人权问题自此也成了张君劢社会政治思考的一个基本立足点。1944年岁末，张君劢因出席太平洋学会会议的机缘，生平第一次赴美，此后整整一年时间，他在美国和欧洲各地研究、考察，出席联合国宪章会议，拜访各国政学精英。这些新的思想刺激进一步巩固了张君劢的人权信念，也令他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得以进一步发展其宪政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他反复阐明了人权为宪政、为民主政治之基石的观念，这令其宪政民主思想具有了明确的“消极自由”内涵，更加臻于稳健和成熟；同时，在民主社会主义的阐释中，张君劢的民主观念清晰地包容了“人权保障”、“社会主义”和“民主方法”的三重意义，理论内涵更趋圆融。此外，尽管张君劢在20世纪40年代较少专门论及民族性和民族文化问题，但是在一些重要的纲领性构思中，与民主和社会主义相并举，他仍然强调“国家本位”以及参酌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文化来推进中国的国家建设。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政治协商，最紧要的问题除了和平和军队问题，就是催生一部各方都可接受的新宪法。1946年1月，在国民政府的一再敦请下，张君劢从海外赶回重庆，作为民盟的代表参与了政协会议宪法草案组的讨论。当时国民党坚持五权宪法，其余各派倾向英美式宪法，张君劢则提出以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式宪法之实的折中方案，获得各方认可，遂成宪草修改“十二条原则”。两月后，张君劢又独自起草了一份详尽的“宪草”，它便是后来最终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的蓝本。在制宪的同时，这一时期张君劢在政治上的另一关注点是促成“国社党”与海外的中国民主宪政党的合并。1946年8月，两党在上海召开联席会议，正式合并为“民社党”，并选举张君劢为主席。张君劢同时致函民盟秘书长梁漱溟，表示民社党将与其前身国社党一样，继续作为民盟的一部分。但是仅仅数月之后，国民政府决定启用张君劢的“宪草”作为蓝本，单方面宣布召开制宪国大，原本和民盟立场一致、坚持不单方面参加国大的张君劢，几经挣扎，最终决定民社党参加制宪国大以及参加改组后的政府。以张东荪为首的部分民社党人不接受这个决定，民社党遂告分裂；张君劢及其领导的民社党旋即因为违背民盟的政治立场而被勒令退盟。张君劢之所以改变初衷参加制宪国大，大概是出于他几十年来对于宪政的执著，不愿失去这一实施宪政的机遇；然而，随着他曾试图极力阻止的内战的全面爆发，宪政民主的前提都已不复存在。讽刺的是，随着战情急转直下，1946年年初还被周恩来赞誉为“民主之寿”的张君劢，被中国共产党宣布为43名“头等战犯”的最后一名，不得不流亡海外。
四、晚年（1949—1969）
晚年，除了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从事“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第三势力”）的推广发展工作之外，流亡海外的张君劢基本远离了现实政治的纷争，而将绝大多数时间用于读书、撰著和讲学。
“儒家思想复兴”是张君劢晚年思想的重心所在，这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基于他对其所生存的世界的新的理解与感悟：两次世界大战的苦难，以及核技术的迅猛发展与骇人应用，给世界与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震撼和危机，也令张君劢更深刻地认识到现代西方文化的流弊和儒家哲学、中国思想在现代世界所应具有的自觉。为此，张君劢撰写了大量关于儒家思想复兴、新儒家思想史以及东西哲学比较的著作，并在全球各地巡回讲学、发表演讲，弘扬儒家思想的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君劢对于西方文化的批评和儒家思想的褒扬相较于其此前的民族文化论述（科玄论战是个例外）均有明显的升扬——他特别着力于批评西方文化偏重知识、偏重逻辑，以至于令知识凌驾道德、道德知识化，并可能最终自毁的危险倾向；他希望能以儒家知识与道德并重、知行合一以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包容精神来加以补救。不过，在另一方面，张君劢对于中国文化在理智和逻辑上的缺失仍然持有清醒的意识；而从张君劢复兴儒家思想的总纲——“自力更生中之多元结构”以及他对“儒家思想复兴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的阐释看，他对西方现代性的哲学基石——“理性的自主”相当肯定，而他的“儒家思想复兴”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现代性”认证；诚然，他亦相信儒家思想的特质更可以令现代化在更稳固、更深广的基础上前进。需要留意的是：晚年张君劢对于儒家“敬天爱人”与“天人合一”思想的肯定，接近于从一种宗教的、精神信仰的层次来认识儒学的意义，这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现代性的视界，而与其对“理性的自主”的肯定呈现出一定的张力和暧昧性。
晚年张君劢也仍然继续着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考：他紧随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方向转变”，将“自由、平等、公道、互助”标示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同时他也开始认识到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弊端，而趋向于一种在自由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加以适量国家调控的“福利国家”的主张。晚年张君劢也坚持着自己对于宪政民主的信念和追求：他相信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的理念和政治设置将使人类最终走出“冷战”的困境；他也坚信宪政民主是中国救国与立国的必由之路。正是出于这种信念，张君劢直至临终前数年，仍奋笔三十余万言，批驳钱穆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美化和对西方现代政治的非难。不过，正是由于长期伏案阅读、写作导致胃病恶化，1969年2月23日，张君劢逝于美国加州伯克利疗养院，享年八十四岁。
编者于2010年在法律出版社出版专著《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评传》，提出了一些与学界既有的张君劢研究成果不同的意见。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厚爱，2012年被邀请选编这本《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君劢卷》。尽管我在拙著中曾从宪政民主、民主社会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新儒家思想”）三个方面分疏张君劢的思想，然而张君劢本人之论著颇为综合，难以截然区分，故本卷不作专题之分，悉以发表之时间为序排列。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依据全套文库的体例要求，本卷所选仅限于张君劢先生1949年之前发表的论著，张君劢先生1949年之后的一些重要论著未予收入。然张君劢先生1949年之前的著述仍颇为丰硕，在五十余万字的总字数规限之内，不得不有所去取。我在编选中所持之首要标准还是论著本身内容的重要性与代表性。观点相同、接近的论著，一般优先选择发表时间在先的，优先选择以文章形式呈现的。同时，我在编选中对那些过往为学界所忽视而我认为对理解张君劢先生思想发展、变化非常重要的论著，有所侧重（如《国内战争六讲》、《吾民族之返老还童》）；对那些我新近两三年发现的、此前各种张君劢研究文献、选集中均未提及或收入的论著，有所侧重（如《论教化标准》、《读英儒洛克传》、《廿世纪革命之特色》、《致友人书论今后救国方针》）。倘有错漏、不当之处，还请方家、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我的研究生李丁、夏清、庞淼、吴灏诸同学先后对本卷之编辑工作有所助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王琬莹小姐、吕鹏军先生在整个编辑过程中颇费心力，在此一并致谢！
需要说明的是：本卷所收论著中凡属明显错字的，以〔〕内之字改正之；明显脱字的，以〈〉内之字补充之；原稿漫漶无法辨识的，以□代之。
翁贺凯
2014年6月于北京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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