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写的是“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时期。“耗羡归公”是财政制度这一改革主要领域的顶点,它不仅解决了前朝遗存的种种问题,而且是对当时各种财政危机的有效的合理化解决方案。各省实施改革,因地制宜,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成效显著,有益于国计吏治民生。然而“耗羡归公”并不能一劳改永逸地解决清朝财政存在的所有问题,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抵制,加上集权国家的财政要求,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传统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制约,后来的“耗羡归公”政策辉煌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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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评论

  • Lucius
    老四说,治天下莫大于用人和理财,没有大数据,啥都白搭,何况还有个要学习虚伪爷爷的混账儿子……拿不到基层的大数据,越集权,死的越快。05-02
  • 千无千
    读罢,我认为最值得思考的是古今中国政治制度演变的“连接感”。西方中国学研究通常用“大转折”“大断裂”等范式来看待中国历史,但从财政制度变革看,无疑演变的共性贯穿了中国制度。一是改革推进伴随着信息流转机制的更新,火耗归公之所以可迅速推行,便在于奏折制度改进,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今体制内部际联席机制的设立又何其相似;二是改革推进多采用实验区性质的渐进的方式,从河南肇始,并因地制宜推广到其他省份,如今试验区等何尝不是如此;三是改革推进与人事机制密切相关,河南的改革在于某一官员仕途到头,便可在上厅授意下大刀阔斧,赢得仕途之外的声名,如今不少改革推进又何尝不是某些人仕途最后一搏;四是改革推进与思潮演进密切相关,火耗归公大大冲击了儒家轻徭薄赋观,改革开放更是一场思潮的大辩论。古今连接,俯身都可得。08-24
  • 优雅骑士
    以火耗归公为代表的合理化财政改革,通过将火耗收入合法化,为地方官员创造了一个可靠的公共支出经费来源,以此取代了之前地方上以额外的加派、勒索和捐献为主的非正式经费体系,初步建立起了地方财政管理制度。“以公完公”原则的确立标志着国家的正项收入与各省的公项收入之间的区分,使得各省各级行政机构可以拥有自己的合法收入来源履行各自的职责。原本进入官员个人腰包的经费被用于公共目的以后,此前建立在非正式经费体系之上精心编织的个人关系网得以清除,政府对于公共服务与工程的责任也因此扩大。改革所引入的“养廉”和“公费”两大结构行创新则使得地方财政制度更具有弹性,能够应对临时性、巨大以及不可预期的支出。改革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合理化倾向表明,清朝统治者对政府职责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塑造过程05-06
  • PPPE
    以为是政治经济学,结果是一本历史流水账02-02
  • 狄狄
    帝制中国的行政体系有一个难解的“结”,那就是中央的统一管理和地方的有效治理之间的冲突,而官僚们道德化的思维倾向,以及行政技术手段的缺乏,让这个“结”几乎成为“死结”。在道德化的思维中,地方财政的亏空被认为是官员腐化所致,而非制度问题;“轻徭薄赋”是儒家的政治目标,加赋是不能触碰的红线。于是,出现了一种掩耳盗铃式的状况,非正式地加派和陋规虽提供了各级衙门的行政费用,但不被承认为制度的一部分,难怪康熙会说:“加派之名,朕岂受乎?”“火耗归公”就是把这非正式的经费体系正规化,减轻百姓的负担,雍正要的不是“仁政”的虚名。他利用“奏折制度”保证了改革计划的统一性,不让各省的“火耗”纳入户部用来核算赋税正项的“奏销制度”,保证了地方的自主性。但这种成功也只是行政层面上的成功,而非制度结构上的革新。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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