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官的银两

1）一个不提供公共产品的官僚系统（连车马费都不愿意出），居然出现亏空，这得贪婪到什么程度？换言之，四万万国民辛辛苦苦劳动，还是养不起那群官僚，真真让人嗔目结舌。2）雍正使劲推动火耗归公，促使陋规制度化。乾隆就厉害了，使劲制造新的陋规，高下立判。11-21

主要是讨论火耗归公这一过程感觉西方学者整体上都比较关注“非正式制度/过程”，在斯科特的论著，《爪牙》，甚至周雪光的研究里，都能看到这种影子。现在来看，曾小萍这本书好像不那么惊艳，不过放在当时写书的那个时代背景下，还是很别开生面的。里面有一些论证不够严密有力的地方，但是不妨碍整本书的问题意识和论证过程。读起来页并不艰涩。这学期读书会的第一本书，看得还算认真，可惜没顾上读完及时做笔记，现在好像又都忘得差不多了。以前总觉得康雍乾三朝盛世，现在看来，雍正真是太惨了，不仅在康乾的论述中消失了身影，而且他这辈子基本就是在不断地补他老爹的窟窿，然后他好不容易积攒的一点家产，就被他地主家的儿子给霍霍光了，233333312-30

曾小萍，1979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历史系教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著作有：《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1984年)、《近代早期中国的契约和产权》(合编，2004年)、《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2005年）、《中国法律：知识、实践与转变（1530年代至1950年代）》（合编，2015年）等。译者简介：董建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译著有：《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2005年）、《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2014年）、《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2017年）、《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10-31

一次税收正规化改革的前世今生。12-22

看完这本书就会明白为什么在煮蓉鸡时代会推出《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作为政治宣传中的电视剧中雍正的火耗归公又是针对着现实中国的什么政策法规。当然，这二者的结局和意义都是类似的。01-29

“1723年，大多数当权者看到的只是症状而不是疾病，他们想到了腐败正在引发亏短，但没有看到实际上正是亏短使腐败成为必然。”财政收支与税收息息相关，而税收又与货币这一价值尺度息息相关。在金属货币（货币供给外向）与无现代金融体系（政府无法通过金融市场融资）的前提下，保证税的足额收取就显得更加重要。03-12

继续清之重新认识，抛开成见。火耗归公是帝制时代财政现代化的一种尝试。认可地方政府公共开支，认可官员合理自身开支，试图从制度上而不是单从道德上解决财政以及腐败问题，看起来雍正有一个现代的视野。03-28

清朝的财政合理性关键之处在简政放权和信息获取，对于今朝或有启示：流通税向财产税过渡、央地财政关系，大数据互联互通……03-30

精彩极了，译笔也好。05-10

火耗归公就是雍正朝的阳光工资和收支两条线改革。其在乾嘉朝的失败，一是乾隆时期中央基于对地方官的不信任，侵夺省级财政自主权。二是王朝后期人口膨胀导致的无法调和的矛盾，迫使自上而下强化资源汲取，陷入津巴布韦式的恶性循环。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开支缺口在，地方政府总能找到名目转嫁负担，土地出让金何尝不是一种加派。03-21

通过将火耗收入合法化，为地方官员创造了一个可靠的公共支出经费来源，以此取代了之前地方上以额外的加派、勒索和捐献为主的非正式经费体系，初步建立起了地方财政管理制度。“以公完公”原则的确立标志着国家的正项收入与各省的公项收入之间的区分，使得各省各级行政机构可以拥有自己的合法收入来源履行各自的职责。意识到亏空并不是官员道德而是制度问题，这一认识是中国国家发展的重要步骤。与很多人想的不一样，火耗归公实际上解放了官僚和基层士绅。03-23

以奏章与黄册为基础的最好的火耗归公研究。不同于通说，作者认为世宗的火耗归公改革主要目的不在于治理贪腐，整肃官吏和为中央政府增加收入，而是为省级财政建立正式经费体系。作者在研究中特别强调了康雍朝奏折制度的建立对于宪帝掌控全盘改革的重要性。火耗归公的失败，虽然没有明说，但其实就是个绕不开的结构性问题。造就了乾隆朝前中期高度繁荣的财政制度，马上就会在嘉道朝的停滞与连年萧条中迅速恶化，最终在咸同间前所未有的巨大支出面前瓦解。甚至于促成叻19-20世纪赛里斯广大乡村的持续性凋敝。这次改革本质就是帝制晚期贯彻儒家仁政到极致的小政府，在明清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下所做出的必然选择。所谓的“内生近代化”因子，就这样被在全国性贸易网络中流动的白银所催发。05-24

帝制中国的行政体系有一个难解的“结”，那就是中央的统一管理和地方的有效治理之间的冲突，而官僚们道德化的思维倾向，以及行政技术手段的缺乏，让这个“结”几乎成为“死结”。在道德化的思维中，地方财政的亏空被认为是官员腐化所致，而非制度问题；“轻徭薄赋”是儒家的政治目标，加赋是不能触碰的红线。于是，出现了一种掩耳盗铃式的状况，非正式地加派和陋规虽提供了各级衙门的行政费用，但不被承认为制度的一部分，难怪康熙会说：“加派之名，朕岂受乎？”“火耗归公”就是把这非正式的经费体系正规化，减轻百姓的负担，雍正要的不是“仁政”的虚名。他利用“奏折制度”保证了改革计划的统一性，不让各省的“火耗”纳入户部用来核算赋税正项的“奏销制度”，保证了地方的自主性。但这种成功也只是行政层面上的成功，而非制度结构上的革新。11-30

以为是政治经济学，结果是一本历史流水账02-02

以火耗归公为代表的合理化财政改革，通过将火耗收入合法化，为地方官员创造了一个可靠的公共支出经费来源，以此取代了之前地方上以额外的加派、勒索和捐献为主的非正式经费体系，初步建立起了地方财政管理制度。“以公完公”原则的确立标志着国家的正项收入与各省的公项收入之间的区分，使得各省各级行政机构可以拥有自己的合法收入来源履行各自的职责。原本进入官员个人腰包的经费被用于公共目的以后，此前建立在非正式经费体系之上精心编织的个人关系网得以清除，政府对于公共服务与工程的责任也因此扩大。改革所引入的“养廉”和“公费”两大结构行创新则使得地方财政制度更具有弹性，能够应对临时性、巨大以及不可预期的支出。改革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合理化倾向表明，清朝统治者对政府职责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塑造过程05-06

读罢，我认为最值得思考的是古今中国政治制度演变的“连接感”。西方中国学研究通常用“大转折”“大断裂”等范式来看待中国历史，但从财政制度变革看，无疑演变的共性贯穿了中国制度。一是改革推进伴随着信息流转机制的更新，火耗归公之所以可迅速推行，便在于奏折制度改进，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今体制内部际联席机制的设立又何其相似；二是改革推进多采用实验区性质的渐进的方式，从河南肇始，并因地制宜推广到其他省份，如今试验区等何尝不是如此；三是改革推进与人事机制密切相关，河南的改革在于某一官员仕途到头，便可在上厅授意下大刀阔斧，赢得仕途之外的声名，如今不少改革推进又何尝不是某些人仕途最后一搏；四是改革推进与思潮演进密切相关，火耗归公大大冲击了儒家轻徭薄赋观，改革开放更是一场思潮的大辩论。古今连接，俯身都可得。08-24

老四说，治天下莫大于用人和理财，没有大数据，啥都白搭，何况还有个要学习虚伪爷爷的混账儿子……拿不到基层的大数据，越集权，死的越快。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