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海盗》超越了以往论述政治史、军事史的常规模式，对清史研究者具有方法论上的启迪作用，同时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广东沿海固有环境的广阔优美图画……讲述了一段引人入胜、富有刺激的奥德赛式的历史。
——《亚洲社会经济研究》
在北京和台湾两地大量档案的基础上，穆黛安对海盗组织和海盗生活 的描写，会令社会史学家们读起来饶有兴味。
——罗友枝（Evelyn S. Rawski）
清中期拥有数百上千艘帆船和成千上万由男人（以及女人）组成的中国海盗，其数量规模看起来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海盗都要超出几倍。然而，很不相称的是，无论是在《华南海盗》所述海盗插曲之前还是之后，尽管海盗活动的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五彩斑斓，但中国相关的传说很少。迄今为止，这些中国海盗一直被历史所遗忘，我们应让这些男男女女的生命重新鲜活起来。《华南海盗》是美国女学者穆黛安送给中国读者的一份礼物。作者曾实地探访海盗巢穴，利用大量中、西方文献和档案资料，对1790—1810年间华南沿海的海盗集团产生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海盗的组织、规模、活动、结局和影响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穆黛安批评了当时中国人尤其是清政府的海洋观，并指出清政府在平息海盗过程中的剿抚之策及其以后所执行的水师制度与海防政策，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了中英鸦片战争的失败。从那以后，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开始一步步被洋人逼迫着、推搡着走上一条充满悲情的近代化道路。此外，华南海盗的活动还直接影响到越南阮氏王朝取代黎氏王朝的改朝换代，对于这一历史，《华南海盗》也予以充分的论述。《华南海盗》当是这么多年来非常卓越的研究中国华南沿海区域历史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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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横行是海上贸易的大敌。许多国家如西班牙、英国、荷兰都曾备受海盗劫掠的困扰。对海盗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出国家对海权的维护。清朝中叶，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地区都受到海盗侵害，航行于南海海面上的中外商船、渔船屡屡遭到海盗的劫掠。虽然，官府屡屡出动水师打击海盗，但是往往收效无几。之所如此，正如作者深入史料所揭示的那样，海盗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备受主流社会歧视的疍户、渔民都成为海盗的人力来源，许多从事水上劳作的百姓，在天灾人祸之际，转而从事海盗行动。海盗的船上生活，毫无诗情画意可言，不仅要面临着随时可能命丧官军刀枪之下的风险，还要忍受船上缺少衣食的恶劣生活，而且围绕分赃的矛盾，海盗彼此心怀异志，相互戒备，屡屡爆发内讧。
从清政府角度而言，清政府虽然海权意识淡漠，但是对打击海盗不遗余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对南海主权的有效行使。清政府在打击海盗问题上徘徊于剿抚两策，既表明清政府对海盗的形成根基认识不足，不可能有效地铲除海盗根基，也反映出清朝海上军事力量的严重薄弱，虽然海盗次第或降或灭，但是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清军水师战斗力不足和装备落后的状况，从而预示了未来的鸦片战争之败。
★精彩试读
海盗的海上生活扫描
海盗联盟中的绝大多数普通匪众，就和此前活跃于江坪的那些海盗一样，都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贫苦渔民。从服装上来看，是很难把他们与水上世界其他下层社会成员区别开来的，稍有不同的是，海盗们不戴帽子，穿着黑色棉布长衣。他们加入匪伙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些人显然热衷于以当海盗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另有一些人是为了寻求与岸上单调乏味的生活截然相反的海上冒险，大部分人看来则是由于难以忍受清朝官员的专制压迫和苛捐杂税而被迫下海为匪的，因为有一份遍及广州和澳门的揭贴声称，彼辈下海为匪，皆因“官吏人等均怀暴虐之心，只知榨取民财，不管百姓死活”所致，在这份文告中，一些海盗表现出了对所受劳役和捐税之苦的愤怒，而另一些人则对那些无力防范罪犯和土匪，只会骚扰百姓的地方官吏表示不满。
联盟中还有一些“穿着体面”的有钱人，其中有一位还略通英语，并声称自己去过英国。然而，这些毕竟只是例外，大多数人参与海盗活动主要是为了寻求经济利益。到1806 年时，成群结队投奔海盗联盟的新成员已经“很难加以仔细甄别”了，这些人——主要是渔民——或五人十人一伙，或数十人上百人一队，络绎不绝于途，纷纷涌入联盟。起先，投奔联盟的人员似乎来去自由，有些人甚至只待上一两个月便离去了。但到1807 年时，海盗首领规定入伙者须待上八九个月，否则予以拒绝。
虏获的肉票仍然是联盟补充成员的一个重要来源。人们几乎每天都可能被绑票，一旦成了肉票，便少不了遭受折磨，即便是素能忍耐的张保在不顺心时也往往诉诸武力。有一次，张保率人劫获几艘米船，他告诉米船上的人说，只要在神像面前起誓，他就可以让他们当海盗。结果有三四个人拒绝了，张保命人将他们的手反绑起来，再从桅顶吊下一根绳子，串结在他们的手臂之间，把他们绞扯到离甲板三英尺高的地方。然后，他的下属用鞭子抽得他们死去活来，再把他们升吊到桅顶之上，就这样差不多吊了一个多小时。这个过程重复了数次，直弄得这些可怜的家伙有的屈服，有的被折磨至死。
劫获的渔船上的人都被迫为海盗做杂役，丝毫没有被释放的希望。年幼男孩很被看重，他们被海盗收为童仆，或被收为养子。那些无力缴纳赎金的肉票，往往被关押起来，或被指派干活，或是照看战利品。除非有人武装看护，否则他们不得上岸。如果肉票试图逃跑，轻则拷打，重则杀死。有时他们在被关押四五年之后，也有机会获得自由，但那个时候，大多数人都害怕被人当作海盗而不愿离开。有那么多被拘押的肉票加入了海盗队伍，以致两广总督于1805 年猜测道，胁从者占了整个海盗力量的半数以上。
海盗们希望能学会使用西式枪炮，所以他们并不随意伤害虏获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一艘葡萄牙双桅船和一艘美国纵帆船上的船员便是依靠这一点保全了自己的性命。特纳和格拉斯普尔也是这样活下来的——他们教那些绑票者如何装子弹，如何使用滑膛枪。有位亚美尼亚俘虏为海盗当了一年多医生才换得一条性命。特纳被扣押的那只船上的管事原本是一个无力缴纳赎金的肉票，他是通过为海盗保管文书才获得自由的。
女人在联盟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尽管至少从理论上来讲，如果她们未曾嫁人是不得踏上甲板的。许多女人在岸上没有固定住所，只能带着孩子居住在拥挤不堪、令人讨厌的船舱里。海盗首领与五六个妻妾同居一舱室的情况并不少见，船员们一般则由未婚男人组成。特纳注意到，尽管有严禁淫乱的限制，但每艘船上通常载有8—10 个女人，她们“打算取悦船上所有的男人并提供性服务”。而且，在他看来，“没有她们，很多船员也照样快活”，也许因为海盗“几乎都是些公开干那些违背人性事情的家伙”。
女人们在船上干起活来与男人相比毫不逊色。在整个华南沿海，作为一种传统，摇舢板、划小艇的事都由女人承担。这些当海盗的女人，虽然初一见面时很娇柔、很轻佻，实则相当粗壮而放肆。她们天生大脚，生性灵活好动，可以担当匪目盗首，自行率船“做事”。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她们有时甚至与自己的丈夫并肩作战。在1809年的一次战斗中，一位掌舵的女匪用一柄短刀护身，接连刺伤了数名扑上来的敌人。
船上的居住条件总是拥挤不堪。当船老大及其妻妾占据了尾部相对宽敞的船楼之后，船上的其他成员只得挤塞在主甲板下的货舱里。从理论上来讲，每个海盗及其妻子均可拥有一个自己的小舱房。但船上的空间十分宝贵，一个男人及其家庭只能拥有一个大约4平方英尺的铺位。肉票和新入伙者通常只能睡在不挡风不避雨的甲板上。特纳勉强入睡的地方是一个至多4 英尺长、1 英尺半宽的空间。如果他伸胳膊抬腿不小心碰到别人的话，即刻便会挨上一记拳头或是被踢上一脚。格拉斯普尔（Glasspoole）的情况更惨，就是遇到狂风暴雨，他也只能披块破垫子，蜷缩在甲板上的某个角落——即便是这样一块破垫子也常常被夜间看风瞭望的海盗拿走。
后甲板上的小木棚便是船上的厨房，储藏淡水的木桶也放在那里，除了在劫获猪肉或家禽之后得以大吃大喝一通外，平常吃的都是糙米和鱼，但当食物缺乏时，他们有时就得连续几星期靠虫蛹与米同煮或是靠吃老鼠为生—在船舱肮脏不堪、虫虱遍布的情况下，老鼠倒是繁殖迅速。
然而，海上漂流的生活并非总是充满了劳作和苦难。海盗们尤其迷恋赌博，许多人将大部分闲暇时光花在打牌上。确实，即使是在战斗发生时，仍有一批人继续玩牌。当某位玩牌者被打死时，其他人并不惊慌，只是将死者的尸体推到一边，然后继续打牌。海盗们还靠吸食鸦片消磨时光，他们随身所带的烟灯、烟枪一应俱全。但是这种休闲时光正不断减少，因为联盟的野心正在不断扩张。
穆黛安（Dian H. Murry），女，美国圣母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晚清社会史研究，曾多次来华访求史料和讲学。
译者刘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清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国秘密社会史、民间文化与民间信仰。任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史学会、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等理事。发表论文100余篇，主要专著有《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商务印书馆，2002）、《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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