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万志英( Richard von Glahn),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汉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耶鲁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社会史、货币金融史、全球经济史、东亚海洋历史等。他的研究获得诸多奖项,曾先后两次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专项奖金。他的主要著作包括《财富之泉: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1000 -1700)》(1996)、《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2004) 和《文化与交融:世界史》(2012)

内容简介

作者从青铜时代写到20世纪初、视野横跨近3000年历史,他吸收现有硏究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一本关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详尽之作。目前对于中国经济历史的研究中,总充满了南辕北辙的阐释,对于中国历史中任何阶段的主要问题,研究者几乎都难以达成共识。《剑桥中国经济史》作为一部综合之作,尽力实现论述的平衡与客观性。《剑桥中国经济史》力求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

与其他历史书相比,作者并未提出一种关于中国经济的总体理论,而是更希望“仁慈的上帝寓于细节之中”。作者在书中提出两个标新立异的观点:第1,万志英反对任何关于历史或经济发展的线性和亚冰期观点。第二,作者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认为市场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推动力这一观点。他认为现代经济的增长并非主要源于市场的扩张,而是源于新知识和新技术所孕育的创新(前现代的经济增长同样如此)。经济历史学家对市场的过分关注忽略了其他制度因素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影响一其中为明显的是忽略了国家的作用。

《剑桥中国经济史》每一章节都具有时代的特性,以第5章为例,其就讲述了隋唐时期,中国国际贸易蓬勃发展,作为跨欧亚贸易主干线的陆上丝绸之路达到了鼎盛。同时期,佛教自印度向东亚的传播,刺激了中亚贸易路线上经济及文化的交流。尽管《剑桥中国经济史》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述中国3000年的发展历史,但其并没有将格局仅限于经济,而是以经济为主线,还原一个立体丰满的中国历史。

在过去的40年间,中国经济令人瞩目的崛起,令许多长久以来关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既定假设遭遇挑战。在整个前工业化时代,经济繁荣对于中华帝国的延续同样至关重要。在18世纪之前,欧洲先进地区所具备的部分特征,如高效的农业以及成熟的市场等,也同样在中国的经济中显现。但是,在许多方面,中国的前工业化经济又背离了西方的发展道路,比如中国一直将灌溉农业置于中心地位,同时也在家庭结构、产权、商人地位、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方面异于西方。

《剑桥中国经济史》共分9章:青铜时代的中国经济、从城市国家到君主专制、统一帝国的经济基础、豪强社会与庄园经济、汉族与游牧民族的融合及中国的再统一、 唐宋变革时期的经济转型、江南经济的全盛期、市场经济的成熟、国内危机与全球挑战:帝国经济的重构。万志英教授对自青铜时代至20世纪初这三千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各种制度的基础、延续以及中断进行了详尽而通俗的研究。


万志英( Richard von Glahn),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汉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耶鲁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社会史、货币金融史、全球经济史、东亚海洋历史等。他的研究获得诸多奖项,曾先后两次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专项奖金。他的主要著作包括《财富之泉: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1000 -1700)》(1996)、《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2004) 和《文化与交融:世界史》(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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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评论

  • genie
    有些内容太简略,一些重要内容严重缺失(宋朝又代表了整个中国),远未达到李伯重序所说的水平。好在明以后好一点(这些领域的研究多、争论多,写成学术史就看着挺像样了),其实也没啥特殊的。中文版出太快,把引用书目都弄没了,也是真可以的。好在英文版好找,加上涉及的大都是比较常见的书,倒也没大事。一直想认真写篇长书评(评论以宋以来为主),最近实在没时间,就先放下吧。04-12
  • 吃蛋挞
    刚好看完之后就去听了北大文研院的研读会,万志英自己也承认在翻译上缺乏历史专业性,有很多地方的表述很奇怪,引用文献没有完整给出也是硬伤。但本书除此之外就没有称得上诟病的缺憾了,很多可商榷之处大多是由于篇幅限制。这本书一以贯之的突破朝代叙事限制的努力和运用熊彼得动力来解释经济史的理论框架很值得思考。会上刘志伟教授说这本书的前三章非常特殊,对前帝国时期中国经济史的书写提供了很多关键性的参考,我以为善。04-24
  • 文在兹
    和《左道》的观感一样,作者非常擅长总结和综述,唐宋之后的章节扼要而全面,但唐以前的部分就比较混乱了。另外,正文用“作者+年”的缩略注释,但居然没附参考文献,可以说是出版事故了。01-10
  • 优雅骑士
    春秋之前税收尚未出现,统治者的财富与收入源于对土地和劳动力的占有。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与军事力量动员推动了君主专制国家的崛起,家庭成为纳税、服劳役以及参军的基本单位,国家对经济实行强力控制的模式逐渐成为主流。汉代以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到了唐宋时期国家不得不放弃建立在土地与劳动力均等基础上的统一税制,承认土地与财富不平等的现实,以家庭实际财富额为征税基础。唐宋以后国家日益依赖商业等非直接税收入,明初制定的政策最终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明末清初,税收转向白银,劳役几乎被取消,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也转变为货币交易。但是明清两代对于儒家最低税收原则的坚持也削弱了国家的公共服务职能。19世纪末卷入全球经济体系以后国家的掠夺能力大为增强,但在公共服务上的无所建树和无力使中国摆脱动荡削弱了统治者的合法性01-06
  • 殷顽民
    搞了个删掉参考文献的骚操作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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