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评论

  • pacinoson
    云南边境之地文化融合溯源之旅。04-25
  • 支离疏
    倒是很有趣的一种讨论,地域历史研究新视野。据说简体版删去了一些内容,我不确定,也没有对比过,感觉没什么好删的。07-02
  • Herring
    反思历史如何被创造的好书!章节小结通俗易懂,概括得当。白人仕途选择分为僧官、儒吏和土官三类,其中,儒教(被认可的上升途径)逐渐取代佛教(口述传说)在西南成为政z意义的文化资本;白人,一方面被更名成僰人(正统历史的异化),另一方面又被赋予了土官职位作为当地朝廷的化身,拉拢地方精英。这三个群体之间的关系阶层疏离也矛盾,而女性通过联姻和生育串联其中,为父权世袭制度的传承和社阶层的联通打下基础。综上,白人的身份在明朝和地方之间不断变化,推动了阶层流动,分化和整合,也促进了本土秩序的形成。在这个背景下,历史书写(编家谱、祠典仪式)成为异族将社会地位和政z声望合法化的手段。非常翔实的考据,充分说明历史是他者寻求正当化的手段,是口述/神話与正统的结合,是复杂的线性思维,需要放回语境,对照解译。02-16
  • Isaac
    本书以西南人群为主体讨论他们在明朝征服后人群流动、重组以及为争取身份合法性而致力于重建历史的过程。边境社会是一个被集体建构出来的概念。历史上的中国政治建立一套华夏中心的天下观,透过朝贡与土司羁縻的方式来维持你与边缘四夷的政治秩序。华夏中心的视角形塑一套“典范历史”的框架,使边境人群随着华夏边缘的漂移而不断地被典范历史所重新定义。本书发现帝国边缘曾经出现多元且规模不一之政治体系。如何在习以为常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建构基于不同人群所经历的历史,亦是本书探索的方向。07-10
  • 星期一没咖啡
    礼仪下乡、人群网络与仪式象征。华南学派历史人类学的路子,又和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一样从文类与记忆切入地方历史书写与祖源选择。叙述、信息筛选与组织能力令人望洋兴叹。大量墓志、碑刻以及族谱的条分缕析实在过瘾,作者能从中钩沉出复杂的社会网络和历史变迁,功力太深厚。读后感慨,研究就得这么做啊!09-25
  • 亢龙无悔
    非常好的选题和视角,把西南边疆地区的元明土司发展的特殊性挖掘和分析得很好,一些隐秘和忽视的内容让人很佩服,写法也和内地偏理论化的著作有一些不同,10-23
  • zhuhuanghao
    利用碑刻族谱对大理丽江为中心的明代社会做了细致梳理,去大理丽江附近玩过所以看着挺带感。讨论的问题认同与书写其实有些老生常谈了 限制了发挥的上限。结语写得不错 能把多篇论文集结成比较连贯的书 还是用心用功夫的12-06
  • 平_[bingz]
    三百年皇明今不见,崇圣三塔立人间。12-25
  • my sunshine
    真的羡慕大理有这么多碑刻12-05
  • 浮草
    “去自我中心”的他者化叙述,这一概念的主动选择。太迷人了太迷人了10-21
  • 玛乃
    大理及其周边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其西部是佛教王权政体,其北部是中华,而其本身又经历了巫、佛以及中华。在看现在的大理时,这些都是其底色,连瑞枝看到了这些,这是个广阔无垠、充满想象与传奇的大理。02-01
  • 亚古兽
    对传统叙事下的“帝国”与“边疆”的解构与重构。边疆的定义对于明代政治权力中心与大理具体行政体制而言存在想象与形塑的过程。白人精英群体在士人、僧侣、土著间的分化过程正是群体结构的明代政治对西南地区的建构过程。至于叙事典范与权力的更迭则是历史书写中的连续与分裂的必然结果。宗教以及祭祀仪式与崇拜对象需要放在历史语境中考察。传统与流变属于一体两面的结构体。12-04
  • 优雅骑士
    本书从明代的大理白人精英着手,探讨他们与邻人如何透过身份的选择、仪式重整和政治联盟等方式来重新构建其社会内在与外缘关系,指出对于合法化的追求是形塑西南人群多样性的历史机制。明代大理土流并置的二元政治将当地白人精英划入士人与土官两套不同的框架之下,由此造成白人社会内部的分流和社会界线的淡化。但大理土官借助联姻的方式建立政治联盟,维持社会关系,并将线性的系谱叙事与神话起源叙事结合,发展出一套历史书写机制来巩固和强化世系的政治声望,作为重组社会与适应外来权力运作的文化机制,以此重构社会内外界线与秩序。明朝政府在大理的官盐制度与采银活动催生了大量流动人口,他们对山乡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万历赋役改革以后,这些流动人口开始以新的仪式语言作为回应帝国赋役摊派的社会组织,以此确立其身份与人群的合法性11-30
  • 聚洲
    127。刚出版就托舍友夹带到手,在当前学术范式下,是西南研究里为数不多能在全国层面与各区域史研究对话的作品了切入点是中古以降的白人世家精英在元明鼎革后的三种身份选择:僧团、士人、土官。僧团通过明初的活动尽力取得了官方的合法认同,但在儒教文化和经济、人群流动的冲击下,佛教正统性逐渐崩解;大多数白人士人通过科举完成身份转型后,参与到地方儒学的推广和地方神话、系谱的编写;而白人土官则在西南的二元政治体系下,退入山乡社会,通过联姻建立广泛的山乡政治联盟,滇西的土官中心也从大理漂移到丽江。这三种人群在转向后都开始进行自己身份历史的叙述和话语权的争夺,尤其凸显在佛寺、土主、宗祠和史志家谱中,不同话语体系在斗争下得以共存。在这个过程中,滇西的身份分流、阶层整合和不同人群的边界确定与认同也就此推进。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