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历史

历史谈得很多 革命谈得不多04-23

本书讲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削足适履地解释中国历史的过程。结尾是其点睛之笔。即那种简化历史唯物主义用阶级斗争简单地解释中国历史来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做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结果是，中共革命者用这种简单的理论取得了胜利。成功者不需全知全能，弱者等待时机，强者创造时机，为之奈何？12-30

有些地方比较绕~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家个人的历史没有交代10-04

翻译非常好。不过发现一个小瑕疵，引文中有个作者叫Wu Y. T（页245），译者没有译出来，其实就是吴耀宗。12-28

对于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历史”的历史化解读，与高中教科书对读当别有一番风味。稍感遗憾的是，Dirlik的讨论截至1937年。而毛在延安时期于Stalin启发下，假手范文澜、吕振羽等人以“原奴封资社”的教条化五阶段论重修古代史（与此同时，又倚重陈伯达、胡乔木重修近代史），或许才是塑造此后中国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真正源头。而这种机械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观，似乎又与当下国人对于国外“信念政治”的普遍怀疑有着密切联系。06-14

「然而，正如卢卡奇所指出，将理论作为『一种战争的工具』来使用，显然也剥夺了理论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目标作出贡献的潜力。当革命成为衡量史学有效性的标准时，历史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同义反复——特定的革命目标决定了历史的阐释，而后者又反过来使隐含于这些革命目标之中的革命行动的具体过程合法化。」01-22

作者不同意列文森“中国史学家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心理上的原因”的论断，而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在于它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五卅运动等群众运动爆发后，革命方向由政治革命转向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关注自然引起了知识分子与革命者的兴趣。作者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代替旧史学、促进“社会学转向”上的作用，但在之后的各章中在详细分析建国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的同时也尖锐地揭露了其弱点与矛盾之处。最后一章与结论则指向了马克思著作自身的模糊性是原因之一。//“原奴封资社”是斯大林在1838年《联共（布）党史》中钦定的马克思主义史观。09-07

从社会历史大变革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变质”（或说中国化）做了独到的分析，也让人看到了中共对马克思的误读。09-22

“否认这些关系的未决性，而辩称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产生了特定的生产关系并反过来塑造了整个社会结构，从而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一套普适的社会发展形势，这不啻是取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自身及其有效性，使其简化为一种无用的初级的历史方法。”04-02

四星减一星。此书的梳理之功不可没，然而就近代史研究而言，不客气地说，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如同切割一个熟识的腐朽的断面，呈现于人面前。正如夏济安在蒋光慈研究的末尾反问的那样，现在也可以反问一句：谁还读中国的马克思史学呢？10-25

此一领域内难以超越之杰作04-03

当我们在使用“封建专制”一类的词语的时候，不可不知它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社会史论战实在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大事件。03-29

杰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对历史学研究的把握均很到位，文笔缜密、严谨而简洁，不时可见批判性洞见，尤其是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兴起放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将之作为变革的指针，可说超越了史学史的范畴，给人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中国当时的结构性变化。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