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乡怀国

绵密细致是黄氏南宋史研究一贯的风格，《刘宰》一仍《孙应时》一书的研究理路，以文集为中心，细致梳理传主个人的生命历程，旁及南宋史中的各个关节问题。《孙应时》一书中最精彩的当属第五章讲师承转益和太学的部分，《刘宰》一书最精彩的可能还是第一章论述镇江形势与环境的部分。盖因这些篇章都能单独凝结一个主题，因此在专书出版前都已有论文发表。刘子健在《刘宰与赈饥》一文中提出的“家—国—天下”结构中，从“家”至“国”的缺环及其背后的原因，在《刘宰》一书中并未得到实质的推进，作者只是做了除赈饥外刘宰更细致和丰富的地方活动。至于沿江和极边的地区差异造成举业和商贸的不匹配，正如作者所言，仍有探讨的空间。我有时觉得，类似孙应时和刘宰的研究，写专书更为圆洽和妥帖，但恐怕并不适合单篇论文的发表。05-08

本地人，所以很有感情地读了读。书中说到的很多点，至今仍然存在。比如镇江府当时的人事调动，举业不兴的原因等，感觉很有启发。缺点感觉是，还是有点浅？大概是我这样文盲都能看懂的类型。以及表格占那么多页真的合理吗，台版书好贵，嘤。12-03

此书旨在探讨长期居于特殊边境要地镇江的中下层士人刘宰，他对于南宋的国家与地方有着怎样的关怀，又发挥了何等的作用，同时也是对郝若贝、韩明士等欧美学者“士人精英地方化”观点的回应与再探。刘宰通过科举仕进、婚姻贵岳、广结人脉等方式，拥有了落实家国理念的基本条件，他虽然在乡里做出了赈济灾民，表彰义庄、义役，兴建书院、祠庙、桥梁、道路，平定防江军之乱等卓著贡献，但对于国家层面的直接影响似乎十分有限，终归难逃中下层士人的身份局限。书中论及镇江与科举的内容很有意思，镇江是江淮边防要冲，故镇江的战略地位使得此地的举业大大逊色于苏州、明州等其他沿江沿海府州。全书看不出什么大问题，但宥于材料有限，黄宽重先生也视此为《漫塘集》的“专书研究”，所以谈到赈灾等内容时，就只有刘宰本人的文字可考，只能说是可惜。11-26

黄先生的文风很有辨识度，每章结语甚至还略有“书生之见”的“迂腐”味道，讴歌刘宰人性中的光辉（近年来的研究，似乎默认居乡士人抑或乡绅，他们在地方的一举一动，后面都是自己和家族的算计）。刘宰还不够普通，他非常幸运，二十几岁就中进士，他笔下五十几岁才中进士的何其多。哪一个小读书人，可以被史弥远、郑清之看中，想用来当点缀？可以和真德秀等人通信？为什么一个退出政治舞台多年、足迹局限在镇江甚至是镇江府里面相对偏僻的金坛，会有一个全国性的人际网络，而且声望足够让宋廷不断试图去征召他？刘宰比较特殊，其他人的居乡是不连续的，时刻在等复出。这样，嵌入地方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同样居乡，不一样的。孙应时身上的“道学”标签够醒目。刘宰不是，他和道学表面无瓜葛、未直接牵涉进晚宋国是（当然会在私下通信里表露观点）。01-28

本书最大的问题还是史料的局限，有些章节像是在给《漫塘集》作注。但另一方面，刘宰的材料也确实非常吸引人。可以说，他是真正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个典型人物。我认为黄宽重先生最有意思的论断是“南宋立国形势，深刻地限制了长江南岸重要府州的举业与社会发展。”透过对刘宰、极其交游群体的分析，此书勾勒出了颇具地域色彩的镇江士人形象。在战争形势敏感的镇江地区，举业不顺、多为中下层官吏的镇江士人，倾向于在淮南等沿边地区任官，对家乡有较强的归属感，形成了镇江地区强大的“社会力”。同时，黄宽重将镇江与四明做对比，也非常有启发性，一方基层乡居士人，一方名门大族，都与地方政府形成了有机的互动，不过其互动形式应较为不同，值得继续考虑。但此书就文集论事的倾向还是较为严重。03-29

较为完整的刘宰研究，可以被切割出更多问题。我比较怀疑刘宰的特殊性问题，是否可能是因为将刘宰当做个例研究而使得刘宰似乎更加具有了特殊性，而不是刘宰本身特殊性极强…毕竟黄老师在史語所用刘宰赈济来讲南宋士人和社会的生命力，地方社会遭遇危机时是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的，而居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无数投身于地方社会建设的士人。01-20

有人说人物研究往哪里去，如何区别传记和研究。人物研究本就是人文的基石。这本书尤如此，读刘宰的一生，几乎也是在读黄先生的一生。每一个关口的人生选择，处事态度，似都与作者暗合。也可能这代人过去之后，刘宰的故事会被拆成一个个碎片，扔进科举社会的家族成功学、南宋精英地方化、儒家的地方实践、乡居士人的政治选择等问题意识的脚注里，晦暗单调。最终被遗忘。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