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從韋伯的新教倫理觀點入手，同時以中國古代的儒家倫理來對比，展現中國儒家倫理的發展。通過對明清時期商人與儒家倫理的關係，又以一個個例子來闡述，讓我們可以瞭解道明清時期的儒學轉向與士商互動的發展。11-22

内容实际上不多，也比想象中好读得多，两篇序言也非常值得一阅！虽然与韦伯的对话部分不免需要斟酌，但也让人收获颇丰。11-08

举重若轻的宏文。论证一气呵成，毫无壅塞之处。08-10

觉得上中篇三教发展比较有趣 下篇所谓商人精神与前述的关联论证不足够充分09-05

有很多重要的论述余英时都讲过了。04-27

宋代以后，商人的社会地位与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士与商的界限日益模糊，传统的四民观开始动摇，甚至出现弃儒就贾的现象，许多社会公益事业也从士大夫手中转移到商人身上。吸收了佛道内容的儒家思想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一方面，商人通常从儒家教育中获取知识与文化，普遍具有一定的儒家知识。同时，儒家的道德还是有关商人伦理的重要来源，其中所包含的勤俭、诚信等道德观念深刻约束着商人的行为。贾道的出现则表明，商人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发展出高度的敬业和自重意识，重视自身的名与德。在具体的商业实践中，明清商人表现出高度的理性化，并将许多传统资源转化为经营企业的手段，不仅在组织层面上突破了亲属关系，还在技术层面上产生了足以与西方抗衡的商业算术，从而反驳了韦伯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不能为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基础的论断04-13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书的中国化反写与论证，以历史记载、史料分析为基础，首先梳理儒道法三家在近世的宗教思想转向，特别是落脚到”程朱-阳明“转向过程中，对佛家思想的承继，商人地位的上升。然后，抓住史料中反应社会思想变化的点滴，从事务中折射中国商人精神的内涵。最后，讨论商人观点、儒学转向与现代化思想在中国的关联互动。就学术意义而言，用韦伯式的论证，修正了韦伯对中国文化的观点，甚至质疑了“新教伦理”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论题提供了“釜底抽薪”式的回答，具有很强的标志性。作为中国现代史学、思想史学的建构，作为一本书内容已然丰富，但作为一个理论体系，还有较长的道路——中国学人，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前因后果，仍然长路漫漫……11-21

不是余先生最拿手的領域，總覺得淺了。楊聯陞和劉廣京的兩篇序以前沒注意，現在看來幾乎必內文價值更高。余氏的起手看似回應韋伯之問，其實還是在給明清「私文化」之興起找一條理學的內在理路，認為這不過是一種四書系統內部的價值調適，「私」的合理化與商人階級的興起很像是給中晚明思想轉折寫就得一條大號腳註，瓦解公的道德性，肯定私與欲的合理性，最後又繞回私的問題上，強調無私而未能有公，公天下不過也就是皇家的一己之私，重構一種新傳統。顧炎武、黃梨洲二人的文字中這種趨向最明顯，讀過便知。另一方面，商人階級崛起後新道德與新典范也隨之成立，誠信與聲譽成為一種舊道德的新表征，內核一致但表象不同。溝口氏很強調公轉私是來自外在衝擊，余氏堅持這就是內部調適，各有道理，但亦可見各自之立足點與側重面11-14

可以。“《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增订版)》讲述近几十年来，史学界搜集并整理了大量明清商人的史料，但是主要集中于商人的客观世界和经济活动方面，本书却从分析禅宗、新道教和新儒家的入世伦理及社会影响这一特殊角度入手，特别注意三教在入世伦理方面相互交涉的复杂过程，尤其是禅宗对理学 的影响，从而进一步研究宗教和道德观念对中国商人的影响。”12-29

针对韦伯所提出的中国未出现资本主义是因为缺乏如新教那样的宗教伦理的观点，以及近些年流行一时的中国在宋明时期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余先生认为在中国宗教改革的时间更早，慧能的禅宗改革，即已有入世及吃苦耐劳的倾向；宋明理学的发展以及明代道教的世俗化，也强化了这一倾向。宋以来尤其是明中叶，中国商品经济亦极其繁盛，士商间的差异在缩小甚而合流，商人的地位也提高到空前水平之上。但不能据此认为中国当时就有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出现，自有其复杂的地理历史文化因素。余先生不愧大师，无论是否同意其见解，其分析问题的方式及对资料的旁征博引，很是让人信服，读此书时也得益良多。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前面的两篇序言也很精彩，尤其是杨联升先生的那篇，既评述了余的观点，又提出自己的看法，值得反复阅读。02-07

本书受韦伯《新教伦理》之启发，试图说明明清以来宗教伦理转向与商人阶层兴起之间的历史关联和脉络。中唐以来，佛教经历了中国化之过程，从出世转为入世，新禅宗正是其中的代表。后新儒学受新禅宗“入世转向”的冲击，试图“入室而操戈”，实现儒学之复兴。其学说尤其体现在“彼岸”的建立以及对“入世苦行”精神的强调。新道教也不断吸收新禅宗和新儒学之影响对民间信仰有着深而广的影响。下篇则专论明清商人的精神凭借和思想背景。明清时期，商人的社会地位已大有改善，士对商人之态度也也所改变，甚至出现了“士商合流”的现象。商人也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发展出自己的“贾道”。 《士商互动》一篇则从社会变动的背景出发，观察儒家价值意识和思想的转向，强调必须将儒学转向当作社会变动的一个构成部分来理解。03-13

杨联陞和刘广京的序也都是干货，附录后面又有作者对前文的补充，最后对《颜钧集》的介绍、分析很有意思，阳明学的泰州学派在颜山农手里俨然已是一个宗教组织。作者泛论了儒学对中国商人精神的影响，到最后提到阳明学的时候没有再深入探讨其对商人的影响，觉得比较可惜。里面还看到对陆楫的文章的介绍。07-10

条分缕析，丝丝入扣。从韦伯的名作入手，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比较历史学的生动运用。以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资料分析明清之际儒学转向中商业伦理的成长，因小见大。很精彩。10-09

此书立意甚高，触及中西文明发展大关节，借韦伯之典范，拒以西欧历史上的特殊概念套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此亦英时一贯立场；历史研究不可预设前提，士商身份转换，现实与义理互证发展，其研究皆不能脱离对资料的掌握和研究；正文曾收录于《士与中国文化》，然而作者用笔谨慎，所述宗教伦理对商人精神和活动影响，最终归于义利之辩，虽可高屋建瓴仍似不甚过瘾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