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向内在

能够考察两宋间的转变，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想法。第二部分对宰相权职的考察读来尤其精彩。但还是有其问题的。总还是觉得美国学者做学问，往往结论精彩得很，让人猛一拍案，又寻思到底含糊了点儿。02-07

好像离开论点在读这本书。收获反而在如理学的发展过程，南宋初期的士大夫心理等内容上。读完懵懵懂懂，主要还是对“内在”的定义不甚明白。书里提到“内在”不等于“保守”，而是更加专注于传统的领域，重视内省与修身，冷却（主动或被动）了对社会现实问题和变革的兴趣。这种“内在”转向被官方冠以正统，深刻影响了宋以后的时代。不过这种转向果真是两宋之际的特殊变化吗？南宋以后的中国确实保持着这种“内在”走向吗？书读太少，搞不明白。06-28

本书标题之价值几乎全在其题目之上，非常有启发性。然遗憾的是，刘子健先生更多只是勾勒北宋末－南宋初之事实，而未对"中国转向内在"这一深刻命题进行思想史－社会史的细密展开。翻译尚可，但引文全译作白话，有些别扭。12-26

提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后就开始自说自话了，为什么是高宗时期能够有根本性的变化，为什么新儒家能够政治上取得胜利，所谓现代继承人又有何依据？没有一点能论得全面，论据论证完全为了论点服务，这是海外汉学的普遍现象，更何况此书还甩了一个这么大的题目……泰山临盆，产下耗子，两星是毫不低估的。02-15

原来王安石声名扫地，在于宋高宗的最高指示。然而，祖宗之法也没有让南宋大国崛起啊。03-31

可读性非常强，两个小时一气呵成，提的观点深刻而发人深思。07-01

文化的转向都是有其社会政治历史条件的契机所引发的，此书可以做一家言看，角度新，很有启发。另，很多引文直译，而不用文献的原文，不知译者是出于何种考虑。02-06

当年写过很长的书评交给叶炜gg01-19

译者根本就没上心。作者抛出了一个立场鲜明地观点，但并未系统全面的加以论述。说南宋相对于北宋是内敛的，但北宋在哪些方面表现出外向呢？如果南宋相对于北宋内敛，那么北宋相对于唐朝否也内敛呢？作者并未申论。第一部分从北宋到南宋，作者更多的是在写“两宋”而未凸显出“到”。第二部分重点写高宗朝君相决策集团权力的扩张，相对于北宋，高宗朝确实有加强集权的特点，但这一特点如何被后世继承，明清集权专制主义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高宗朝呢？作者并未给出解释。而剑桥宋史倒是用大篇幅讲了孝宗朝的集权，并认为明清专制集权可以追溯到孝宗朝。而本书作者丝毫未论及孝宗朝。第三部分写程朱理学取得统治地位，对过程的描述似乎过于简略，只是断言内敛的理学取得统治地位，因而此后的中国更加内化。02-11

我去，刘子健果然是老一辈，论文到末了影射一把大陆。。。不过中国人看宋代比外国人看的要像个宋代。翻译太毒了。。。一边是可怕的金兵，一边是蓝色的大海，又是什么“那个著名的司马光的后人被吓破了胆”。害得我一口热茶喷在电脑上。05-17

第一次用Kindle看完一本书，缘由是出发前忘了拿Ipod，刘子健的这本书真不愧为宋史研究之典范，思路新颖，观点清晰，大赞！09-08

說到底，劉子健也沒評價道學究竟對中國歷史走向是正還是負影響。他這麼做是對的。歷史的結果背後往往是多重因素的推動，這塊土地上的文明格局從一開始就已經大致底定，除非有重大的偶然，否則不可能改寫。唯一可以確認的是，皇帝越來越獨裁，文人越來越保守內向，不該再甩鍋給蒙古人了。趙構跟秦檜才是該跳出來負責的！這本薄薄的書，翻譯的流暢，內容精闢，經典！11-26

收稍之笔才是神来之笔吧。知识分子应不应该“受到同情”另说，毕竟刘子健也写到，在两宋天地偷换之际，不少知识分子可是打着先秦士人也可以自由游走于六国之间的名号投降的。以悲剧性人物赵鼎的政治生涯勾勒出两宋之际宫廷政治格局的轮廓，其间即是“才”和“德”之争——这简直是从魏晋时期曹氏集团与司马集团的斗争一路繁衍下来的价值观对峙，只不过在两宋语境中被新儒家的语言改造成了道德重建与机构改革的争执——另外一方面，又渗透着深切的无力感，任何不同方向的力量都只不过是巨大冰体内部的一把微粒，老大帝国，瘫软地令人悲哀。作者避开了对于新儒家教条的学理性解释，直接进入其背后的政治系统，语言通俗如演义。05-22

差口气，刚到兴头上就余论了。刘当年是包的老师。02-14

这书是海外汉学的名作，我遗憾自己读得有些迟了。文笔畅快，翻译也极为出色。赵鼎的悲剧是旧框架下每个士大夫都可能重蹈的悲剧，是所谓体制性的悲剧。而今天的中国，同样在一条“转向内在”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让人极为忧虑。君王这种东西，连道理都不会讲，还会和士大夫讲道德？10-11

豆瓣居然将此书评为四星，我实在为这些评分者流汗。此书思路，说简单点就是个洋人版“河殇”，认为现代中国仍然继承了南宋以来的悲惨宿命。宋代的商品经济、市民社会、城市崛起这些都是假象，因为从南宋到满清，都是理学统治日趋暴虐的结果，他们沉溺其中，无法自拔。这些苦果，可以追溯到两宋之交，既因为以赵鼎为代表的道学精英遭受了不堪忍受的痛苦，也因为后来史弥远们要利用道学，甚至理宗要与蒙古竞争。于是，理学成为官学，而中国走向内在，只能关注道德。这就是作者的思路，肤浅程度与八十年代的河殇、九十年代的黄仁宇有一拼。当然，作者在同情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仍在咀嚼几百年前的苦果。而我更同情作者，他居然认为南宋是“极权主义”，认为朱熹是《朱子语类》的作者~~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