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

1937年抗战一起，三条路，投降、外援和抵抗，日本以为是投降但中国选择抵抗，淞沪抗战错在大败之后没有及时撤退，而国际援助的重点放在德国和苏联，1936年苏联想与中国缔结联防合约以防备日本入侵，中国没答应，到日本入侵中国时，苏联不答应缔结共同防御条约，都不想被拖下水；1937.7-1941.12年间的53个月的中美关系少有学术界关注，其实这四年的基础决定了后四年的结果，为何美国对中日开战无动于衷，而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极力拉中国入局哪？本书希望梳理出脉络，使用原始材料的同时注重人性化而非数字化，尝试把领袖人物的形象、个性、心理状态和内心盘算予以呈现；本书写作时间漫长；胡适认为宋子文野心大急功近利，宋子文也不满希望换上施肇基代替胡适，宋子文也更善于与美国军方高层相处获得情报和支持，他才干出众04-28

读的台版，作者有些太喜欢宋家了(⌒▽⌒)09-04

可与杨奎松先生《中间地带的革命》对照阅读02-09

非常不错，适合慢慢看。01-31

2018年读书072。10月500P+打卡书。之前读《创造日本》，美国国务卿赫尔于1941年年底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迫使日本孤注一掷，“有时人就得闭着眼往下跳”(东条英机)。这份备忘录出现在本书第470页，而就在几页之前，这玩意还可能是一份以“牺牲”中国利益为前提的“和平协议”。几页之间，尽显1937-1941年间，“苦撑待变”的危势。因“弱国无外交”，逼得“弱国必外交”。因此，胡适作为驻美大使的“只待不撑”，便是极大的失职，宋子文的“出格逾越”，倒是功在抗日，而在他背后，更有一个面目、手段、性格丰满的蒋介石。本书行文不算生动，胜在细致，发论前后，资料详实、论证有道(比如对《租借法案》分析与检讨)，两种书写需皆识其味，方生智乐，更勾连出对陈纳德飞虎队、日俄战争、南洋格局的兴趣。10-31

美国四十年代对中国一系列的误判，现在都遭了报应，费正清之流的"中国通"都是跳梁小丑罢了05-17

全书精华在最后一章，苦撑待变与苦撑求变。苦苦支撑就是不言和，让日本陷入泥潭，进退两难，不得不考虑拉长战线，转移战场； 待变不如积极求变，因为一秒钟都等不起了，只有越早逼着日本与西方列强直接爆发冲突，越快想尽一切办法把西方列强拉上自己的这条船，才有希望，才有转机。09-23

以抗战前四年蒋介石、胡适、宋子文的对美外交活动为主线，大量运用了日记材料，试图还原时人的心境，认为蒋介石领导中国抗战功不可没；胡适在任驻美大使期间，虽留有好名声，其实对国家帮助不多；而宋子文则尽全力为中国争取援助。虽然说日记史料的使用需要万分小心，不过作者驾驭史料的能力非常之强，论述精到，逻辑严密，对人物评价中肯，对史学界一些流传甚广的误解予以澄清，读来颇能引起共鸣。11-21

自古文人误国，胡氏亦不出意外。书中更可见蒋公之坚忍果决，日匪之猖狂无赖，俄酋之首鼠两端，英夷法夷等狡猾懦弱。芟夷大难，此殆人力，亦天授也12-01

因为抗日，蒋介石母亲的尸体被日军挖出来。墨写的谎言真盖不住血写的事实么？11-28

胡适还是只适合做一个政府外的旁观者06-27

1、本书必须与 驼峰空运和抗战外援 对读2、本书必须与日本大东亚战争全史对读 3、本书必须在合理理解英美两政府的亚洲殖民地包袱的差异，英国因与中国有上百年的殖民恩怨，导致面对英国，民族主义情绪不可遏制，双方都无法充分信任。 4、偏见与傲慢和歧视广泛存在于美国的部分政府官员身上，而这些遮蔽了对国民政府抗战价值的认识。5、宋子文才干出众，不可多得，胡适的合适岗位是吉祥物，不是合格的工作人员06-21

重庆的急中风碰到了驻美的慢郎中。书生“论政”自有其慧眼独具之处，但是书生“从政”，胡适却提供了一个令人忐忑不安的例子。02-28

从胡适的“苦撑待变”到宋子文的“苦撑求变”，中国对美外交前后两位主事者的性格差异（文人 v. 财阀），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美的战略认知与战术选择。而有趣的是，中国在美国外交中的战略位置同样也存在一个“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的过程，其背后则又是罗斯福与国务院官僚体系间的对垒。因此掩卷之余不免畅想，数十年后，会不会有一本类似的著作，从个体的角度描述当今这场贸易战里的双方领袖与主事官僚？鹤真人与杨国委的故事，说不定比胡适之与宋子文还要有趣。07-02

可惜了。两大遗憾，一是过于繁复啰嗦；二是情感与推测代替实际。07-09

确是佳作！其中对胡适外交之才能分析尤为精准。典型文人风骨:眼高于顶，难逃自说自话之嫌;秉论甚正，领位常怀屈就，就位不屑流程;卫道择善固执，处事谦和无威，外事以洋为纲。一句话，蒋确有汉宣之雅量，胡实无充国之才具。对胡之分析展现方法作为资料，待二刷！08-05

宋之“成功”颇可疑，扯开嗓子就可以获得援助与尊重，世事岂便宜如此。唯较之胡适之一味温文，确较有效。唯以此责文人从政亦不可，盖胡纵不如宋，较之王正廷犹有过之。“苦撑待变”，苦极矣，而又受史迪威史观之害而蒙尘，令人叹息。02-16

全书讨论得最有意思的问题是抗战时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外交官？胡适主张“苦撑待变”，老蒋和宋子文主张“苦撑求变”。胡作为典型的传统儒家只是恩子，本着“不折腾”“不麻烦”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被描述为"讨好型人格"，而宋子文则是“敢打敢撞”“厚脸皮”。在国难当头、急需外援的时刻，胡似乎成了不作为的悲剧性任务，而宋则主导了争取美援的全程。但无论是“待”或是“求”，都没有改变弱小国力带来的被动性，最佳的策略还取决于中国战场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角色，只有谋对时与势才能占据主动。让我想到朝对美、对华外交往往能够以小博大，就在于他看到自己在两国的东北亚利益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和地位。10-11

对胡适“苦撑待变”和蒋介石“苦撑求变”的辨析很精彩，不过似过多将这种外交战略的不同归结于主事者的个性，实际上倒不如说，这代表着列文森所说的“反专业”与“专业”的两种类型的职业精神。显然，齐锡生认为宋子文/蒋介石冲撞式的策略更有效，但淡化了其附带后果，即美中关系走向他后来自己所说的“剑拔弩张的盟友”。此时外交重心从原先的外交官转向宋美龄、宋子文之手，实亦启后来之祸，因为蒋坚忍顽强的另一面即刚愎自用，决策只限极小的核心圈，他对胡适等人的贬逐强化了这一倾向，其语调一如崇祯帝。齐锡生与后世读者不察，又多站在蒋氏立场上看问题了，其日记殆如一份给后人的“求赦书”。12-18

胡适作为抗战前四年驻美大使真是懦弱无能之极，还好宋子文及时出马力挽狂澜、、文人议政可也，文人从政太可怕了、、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