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经济

不咋地，后悔买了。一个中国人以老外视角讲中国的故事，感觉错的离谱，也就是发发论文可以，还得是在不熟悉中国国情的老外的期刊上。01-17

作者的“三元结构”似乎为解决中国传统经济中的两个悖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大处着眼好像并无不妥。但其用以证明观点、解决问题的论据多为一家之言，所引部分史料甚至错误至于离谱。论据既不可靠，结论自不必说。出发点和立足点难以立足，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论证不过空中楼阁。装饰之华丽程度愈进，危险系数更甚。11-01

可能是这部书太新了，都没有pdf版，还是拿老师的书去扫码的，托老师的福，好几天都在啃这本书。总而言之，本书提供了一种模型来解释中国经济停滞的问题，在作者看来，农业本身、自由农民和重农的政府构成了一种“三元结构”，这种结构中要素是动态变化的，但是却足够灵活，能够自我调整，保持一种稳定性，当内部发生危机，结构会通过起义重置，当结构受到外部冲击(指比中国落后的游牧民族)，外部压力会被内化，从而加固三元机构，或者通过汉化，三元结构延续。总之，中国的经济受到三元结构的制约，无法产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条件，除非强势外力(比如近代西方)冲击使结构瓦解。有点历史循环和冲击回应论的感觉。10-29

作者的学问专研是很深究的，奠基在翔实丰富的数据和史料分析的基础上，行文运用了许多数学模型、图表和公式，非常学术。“引言：问题和新见解”对诸多经典研究一连串诘问“为什么”，一一指出漏洞所在，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并详解了自己的观点，他旨在展示意识形态（包括儒家思想）、政府（包括君主和精英管理阶层）和土地控制制度（包括“永租权”或“永佃权”）三者是如何相互作用并相互匹配的，以及它们对经济的影响。农业优势、重农主义中央政府以及控制或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三者形成相互作用的超级结构，固化了中国有别于其他的农业社会。有些观点，比如“柔性专制”，都冲击力且启发性。有些观点可商榷。英文版1999年，早于彭慕兰的《大分流》，主题和构思上确有相契，同样经常比较欧洲和中国的社会发展路径，可共读。06-13

本书深刻阐述了“分子相同但结构不同，因此属性不同”的道理，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传统中国精巧的社会经济制度，其中关于石墨和钻石的比喻令人印象深刻。在作者看来，中国与欧洲在市场、技术、环境、人口等分子层面可能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中国在经历了军事斗争和长期试错后，在秦代就确立了由重农政府、自由农和农业组成的超稳定的三元均衡，这使得传统中国从结构上根本区分于欧洲的政治经济过程。无论是内部的农民起义还是外部的游牧入侵，所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变迁，都没有脱离三元结构的路径依赖，并重新“向均衡的动态回归”。当然这样的核心观点也许并不新鲜，在此之前的金关涛、傅衣凌先生等等都讨论过类似的问题。04-21

“本书的英文原版在“大分流”辩论之前问世，但在价值判断和取向上，其与加州学派有高度的不谋而合之处。本书试图按照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均衡逻辑来解释中国古代内生性经济制度的理性和效率。这种理性和效率无疑一方面奠定了中华帝国得以长久稳定、周期繁荣和不断扩展的制度基础，但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中国传统经济向现代其他经济模式过渡的机会成本。一言以蔽之，传统经济制度的成功构成了中国长期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这是中华民族为其古代经济成功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06-05

作者深受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将中西的大分流归咎于各自迥异的经济制度和结构。传统中国形成了以土地所有制为核心，农业优势、重农主义政府以及自由农民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三元结构。这一结构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有助于平衡社会成本与个人成本，并具备高度的灵活性，从而确保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权的长期稳定。但稳定也意味着其缺乏持续发展与变革的能力，直到宋代，政府结构的转变、土地控制权结构的改变以及南北人口分布的变化等因素，导致原有的结构濒临瓦解，政府被迫从商业中获取收入。传统被打破却促成了市场的力量的释放，宋朝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商业发展。然而这种经济增长本质上是属于特权所有，再加上商业产权的缺失、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败以及人民收入与生活水平的下降，大量南宋人口反向迁移金国，重新进入三元结构之中，中国最终向旧制度回归06-01

里面确实有很多细节错误和为了证实书中逻辑得出的匪夷所思的结论，比如里面有认为中国传统小农社会的家庭之所以要生孩子是因为粮食不能有效地长期储存，所以要生孩子来把粮食吃掉？！这实在太怪异了，然后引出的三元结构均衡的论证，仿佛在不同领域和学科的概念里打转转，一会是经济一会是文化，相互论证。里面的不少史料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03-05

鄧鋼教授繼承乃師Eric L. Jones的全景式多維度分析框架，建立以土地所有制為核心的土地控制制度、jq化zf、儒家思想意識形態三元結構，以此對中國未走向現代化這一“大分流”的重要議題做出迴應。在中國結構內部壓力平衡的作用下，這一三元結構具有週期性與靈活性，直至清帝國晚期，中國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力量很少遭遇鄰邦文明的真正挑戰。然而，這種穩定性也意味著中國的體制沒有能力掌控長遠的持續發展與變革。鄧鋼教授認為，宋代經濟不應該視為傳統中國自然發展逐步累積的結果，相反，在長時段觀察視角下，宋的經濟增長只是中國主流之外的偶發現象，宋未建立最低程度的貨幣金融穩定性、社會經濟與政治穩定性以及國防等基本公共品的供給，因此，宋代始終未能擺脫社會經濟危機，最終也以外族入侵和農民起義之交叉打擊下走向滅亡。10-28

就感觉为了修正西欧中心论而修正，经济学背景的训练和社会经济史的路子还是不一样。05-28

推理精巧，如果结论再明晰一些就更好了。11-01

所谓的吹清派，国内有病逝的高王凌，国外的则是加州学派和新清史一大堆。与其说他们吹清，不如说他们是吹传统中国，是对原来西方中心史观的修正主义，这是西方史学现在的大趋势，事实上他们不单吹清，也吹奥斯曼和莫卧儿，一方面排斥贬低过去的欧洲特殊论中心论，然后吹其他地区的前近代化非凡成就。问题是很多数据都是隔靴搔痒拿现代理论乱评，数据不可靠。优点是有些角度评论客观修正了以前把末代王朝当做替罪羊的偏见（当年招核日本也把德川评得一塌糊涂作为替罪羊），清代成就固然在传统领域可以说出类拔萃无与伦比（国内可见袁良义的明末农民战争明清对比非常显明），但绝非近代也绝非突出，和同时期欧洲近代文明比那是明显落后11-24

邓的问题是，他的“三元均衡”本来可以是一个更大解释的很好的组成部分，但他却热衷于攻击其他组成部分（全盘否定人口 生态 能源 科技因素）；加上大量的细节错误，有些还很低级，演讲翻车就一点不意外。尬吹传统经济的人是不是都不读近代调查的？02-07

为应付晚上的旁听课程匆匆翻过一遍。算得上是开卷有益，其中一些方法理论对我有启发，但大部分论证和史料都存在严重问题(译者要背很多锅)。(读过之后就会明白为啥如今历史学的经济史学界和经济学的经济史学界难有对话——很难想象，一个各个环节的论证都存在严重的史料使用问题的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站住脚?)10-29